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不过，也有人对代喝持怀疑态度，“喝出问题怎么办，谁负责？还有那些自称能喝三斤白酒的，酒量是否要通过代喝测试？”还有人认为，“找代喝就相当于花钱请陌生人喝酒，而且朋友之间出来聚聚，大家都找代喝，这样就失去了意义。”

《中国经济的韧性｜求解：牧原股份高速成长之谜》童小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对儿童取证，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、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。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，不可能用语言交流。“研究发现，9岁-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。”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，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，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。